设为首页 / 添加收藏 / 返回首页
当前位置: 法学思想 -> 调研成果

论二重买卖

  发布时间:2015-09-21 09:56:16


   (编者:此文荣获全国法院第二十届学术研讨会三等奖) 

  

    一、问题的提出 

    实务上一物二卖、数卖的情形经常发生,买方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或在道德情感因素的影响下,将一物先后或同时与两个以上的买主订立买卖契约,但标的物却是唯一的,在此情况下,谁有权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其他买受人有何救济措施?其带来的诸多问题涉及到民法上若干基本概念,横跨总则、债权及物权,如何处理,实在值得深入研究。兹举一例,以说明之:甲有一件古董售卖予乙,订立买卖契约,价金1万元,其后经一专家鉴定,实值3万元,甲随即与丙订立买卖该件古董的契约,价金3万元,并即交付之。就此案例,考虑如下问题: 

   (1)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如何? 

   (2)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如何看待甲的行为?这是否会影响到对其行为法律效力的评价? 

   (3)甲与乙间的行为法律效力如何,甲与丙间的行为是否因悖于公序良俗而无效? 

   (4)未取得古董所有权的一方可采取何种救济措施?上述案例事实,若甲已依占有改定将标的物交付予乙,又将有何不同? 

    二、二重买卖的法理结构分析 

   (一)债权平等原则与债权契约的效力 

    在前举之例,甲将古董让售与乙,订立买卖契约,在双方意思表示合致时,此买卖契约(债权行为)即有效成立。之后,甲又将此古董以3万元让售与丙,在双方意思表示合致时,其买卖契约亦有效成立。就同一标的物所订立的两个买卖契约均可有效成立,并且前一契约并不因后一契约的有效成立而无效,此时乙、丙均对甲取得请求交付其物的权利。此二债权互相并存,居于平等地位。何以有此效果?盖民法上的财产权以物权与债权的区分为其基础,二者区别的基本点在于,物权具有对抗一般不特定人的绝对性,系一种排他性的支配权。而债权系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一定给付的权利,具相对性,无排它的效力,因此数个债权,不论其发生先后,均以同等地位并存,并不因契约成立的先后而有优劣,此即债权平等原则。[关于债权的相对性及债权平等原则,参阅王泽鉴著:《债法原理》(1),第1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若甲与丙订立买卖契约后立即依让与合意交付该古董与丙,则应由丙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此时,甲与乙间的契约仍为有效,但乙不得以其债权发生在前而主张丙不能取得古董的所有权,学者多认此系基于物权对债权之优先效力。[参阅王泽鉴著:《民法物权》(2),第6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上),第3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惟本文认为此实系源于法律行为制度,法律行为可分为债权行为及物权行为(当然还有准物权行为),二者依其不同的意思表示而发生相异的法律效果,物权行为系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外部的表征(交付或登记)相结合的法律行为,以发生物权变动为其法律效果,并主要由物权法来调整。而债权行为则是指发生债法上的效果的行为。由此可见,丙取得所有权乃是基于其与甲的让与合意与交付所构成的物权行为而取得,而甲与乙之间仅有债权行为,乙当然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也不能以自己成立在先的债权而主张丙取得所有权的行为无效,因为二者(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受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其有效与否应就其本身的生效要件来判断。此时,甲对乙因给付不能而构成违约,乙得请求损害赔偿或采取其他的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关于此点后文详述。 

    在前举之例的第二种情形,甲、乙间依占有改定此种方式而为交付,则同样可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法律效果,其后,甲又与丙订立让售该古董的契约并立即交付之,此时乙即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则甲对此标的物无处分的权利,故其与丙间的处分行为无效。[我国合同法第51条有关无权处分合同的规定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其详请参阅田韶华、赵英:“论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政法论坛》2001年增刊。关于无权处分的基本问题,参阅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五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的相关论述。] 

   (二)占有关系 

    在前举之例的第一种情形.丙的占有为有权占有,乙不得基于其与甲间的有效契约而主张丙的占有为无权占有,盖债之关系仅具相对性,并不得据此主张他人的占有究为有权抑或无权,而丙业已依物权行为有效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故其占有乃系基于本权的有权占有。而在第二种情形,因乙已依占有改定及让与合意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故丙的占有为无权占有,乙得基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向丙请求返还标的物,而丙在返还后得向甲请求损害赔偿,自不待言。 

    值得提出讨论的是,在不动产买卖中情形又有何不同?兹举一例说明:甲以20万元出售一栋房屋,在与乙订立买卖契约后,即交付与乙,但未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其后丙表示愿以25万元购买之,甲即与丙订立买卖契约,并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此时乙的占有是否为有权占有?乙占有该房屋乃系基于其与甲之间的买卖契约,故其占有对甲而言为有权占有,但对丙而言,则又是另一种情况,因债之关系仅具相对性,故甲乙间的买卖契约仅在当事人间发生法律效力,乙不得对丙主张此种债之关系得作为其占有之本权。相反的,丙既已因办毕所有权移转登记而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故得依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主张乙之占有为无权占有而请求返还房屋。乙在返还房屋后得向甲请求损害赔偿。 

    以上系在分析二重买卖中当事人基本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对其法律效果的简单讨论。事实上,判断法律行为有效与否并不能“就债论债”的得出结论,并需就其经济上的判断(如是否具有效率)及(上升为法律的)道德上的评价(如公序良俗、诚实信用)而作综合考量,二重买卖亦不例外。 

    三、自由竞争、经济效率与二重买卖 

    在前举之例,甲在与乙订立买卖契约后复与丙订立买卖契约,之所以容许两个债权同时平等存在,乃系基于在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之规则,社会资源的配置得经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达到最优化。同时这也是法律上尊奉私法自治原则的结果,私法自治于契约上即体现为契约自由,即当事人得依其自己意思缔结契约,从而取得权利、负担义务。私法自治的主要功能旨在保障经济活动的运作不(或尽量少)受政府的统制或支配,而是经由个人意思决定所体现的自由竞争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个人自主及自由竞争乃成为规律经济活动的高度有效的手段,在市场体制下,可以将劳力与资本导引至能产生最大效益的场所。[ 参阅王泽鉴著:《民法总则》,第24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二重买卖中所体现的正是民法中的这一基本原则的精髓。 

    从经济的观点来看,二重买卖亦符合效率原则。在前举之例,甲以20万元的价格将房屋卖与乙,并约定一方违约需支付给对方2万元的违约金,若此时甲认为此房屋实际价值为19万元,而乙则认为该房屋值21万元,则甲作为卖方有1万元盈余,而乙作为买方亦有1万元的盈余,则此笔交易的总盈余为2万元,而在他们未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前,丙向甲表示愿以25万元购买该房屋,在有人愿出高价购买该房屋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经济人”,在正常情况下,甲当然会将房屋出售给丙,即便其需为其这种“不讲信用”的违约行为支付给乙2万元的违约金。此时其盈余由1万元变为4万元,此时对乙来说,因其在正常履约时可获盈余1万元,而在甲支付违约金的情况下其可获盈余2万元,而丙亦取得其所看中的房屋,于此,甲、乙、丙三人均可达到效益的最大化。法律经济学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违约比履约更有效率,上述情形即属之,此种违约被称为“有效违约”或“效率违约”(effective breach),可对其定义如下:当履约的成本超过各方所获利益时,违约比履约更有效。其成立的条件为,当某种意外事件的发生致使履约要比选择其他的办法花费更大时,履约的成本超过了利益。意外事件的发生有两种情况:第一,幸运的意外事件或意外收获可能使不履约比履约更有利可图;第二,不幸的意外事件或意外事故可能使履约比不履约的损失更大。[ 参阅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法和经济学》,第398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例中丙的出现就是一个意外收获。从而使得个人效率最大化,社会总值因此增加,资源从评价较低的人手中转移到评价较高的人手中,即从低效利用者手中转向高效利用者手中,从而使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率。在这里,私法自治与经济效率有机结合,即透过“自愿性”的交易,资源流向最有效的利用途径。

    如此看来,从实践私法自治的功能及经济效率的观点看,二重买卖似乎并不具有可非难性,但效率仅是法律的一个价值目标,法律的最高价值追求是正义,当二者不能两全时,前者要为后者让路。 

    四、公序良俗与二重买卖的效力及第二买受人的法律地位 

    契约法的目标在于鼓励交易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社会财富的增加。效率固然是法的价值之一,但绝不是法的终极目标,私法自治在财产交易中应予贯彻,但也不是毫无限制。台湾地区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法律行为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无效。”《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八条又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公序良俗乃一极抽象化的概念,在个案的认定中必须作价值判断和具体化,并且要斟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二重买卖究竟是否违背公序良俗而应归于无效?或者说第二买受人究竟何时应受法律保护?大陆地区学者似未曾表示见解,兹依照台湾地区及日本的判例与学说作一探讨。 

    台湾地区学者孙森焱认为:“……实则双重买卖既为法所许可,交易社会乃信其非违法而为之,且取之为行为准则而构成公序良俗之一部分,如遽认为违反公序良俗,势将引起交易之纷乱。”并认为,“如其真意得解释为订立双重买卖之目的系以损害先买受人为主要目的,即得认为权利之滥用,为我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所禁止,应认无效,但此系因违反法律强制或禁止之规定所致(民法第七十一条),并非因民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不可不辨。”由此可知,其认为二重买卖通常无由构成公序良俗的违反,即便无效也是因构成权利滥用从而违反法律强制或禁止规定而致。[ 参阅孙森焱著:“论双重买卖”,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下),第1006页,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 

    日本学者就第二买受人先于第一买受人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应否受法律保护问题,[ 日本民法有关物权变动采登记对抗要件主义,参照日本民法第一百七十条:“有关不动产物权之得丧变更,非议登记法规定登记,不等对抗第三人。“]有下述三说:其一,不论善意恶意说。即不论第二买受人为善意或恶意,既已办理登记取得所有权,则第一买受人仅能对出卖人请求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不能对第二买受人有何主张,否则即有违背土地登记之公信力,并有妨碍交易安全之虞。此说以有无登记为审理案件之划一标准,简便明确,实有防止不动产交易发生纠纷之功能。但对于背信者或有害意者,亦不予保护,实违反法律公平正义之理念。[ 参阅曾隆兴前揭书,第354页。]其二,公信力说,又称恶意排除说。即第二买受人如有恶意,亦即明知买卖标的物之不动产已先出售与第一买受人时,仍向原所有权人买受不动产者,法律自无加以保护的必要。此说虽符合公平正义的理念,但是私法学上的“恶意”仅指“知道某事情”,它没有一点与伦理上的善恶有关的意思,亦即第二买受人仅知有先买受人存在,即不予保护则会导致强烈的妨碍交易中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并且亦与实定法相悖。[ 参阅铃木禄弥著:《物权的变动与对抗》,第25页以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但此说一度为日本的有力说。其三,背信的恶意者排除说。即原则上不论第二买受人为恶意或善意,如已先于第一买受人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即应受法律之保护。但如第二买受人非仅单纯的具有恶意,且有违反诚信原则者,即背信之恶意者、恶质者、害意者,应予排除,不受保护。此说克服第一说及第二说的矛盾,既可保护交易安全,也较符合公平理念,故成为通说。于此情形,第二买受人对于第一买受人应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 参阅曾隆兴前揭书,第354页;铃木禄弥前揭书,第25页以下。] 

    二重买卖中原则上两个买卖契约均有效成立,基于维护私法上契约自由、债权平等及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考虑,通常不认为二重买卖违反公序良俗而致买卖契约无效,惟第二买受人与出卖人间以背于诚实信用之方法为二重买卖,则可认为其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应属无效。例如甲将土地使用权出卖于乙后,乙欲在该地上兴建楼房居住,此事为丙知悉,丙与乙积有怨恨,并意图报复,乃诱使甲将同一土地使用权出卖于己,并办理土地使用权移转登记,同时请求乙拆屋还地,与此情形,纵乙的各种救济措施(下文详述)已罹于时效,但乙仍得主张甲丙间的买卖契约因背于公序良俗而归于无效。并得诉请涂销丙的土地使用权移转登记,及请求甲履行土地使用权移转登记。此时,契约自由及自由竞争受到限制,否则在丙明知乙买受土地使用权并建房居住的情况下,仍向甲购买同一土地使用权,并依其在先之登记而要求拆屋还地,无论乙得否从甲处获得赔偿,此种行为实有害于社会正常的交易秩序及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 

    五、受损方的救济措施 

    二重买卖中,因存在两个有效的买卖契约,而标的物又是唯一的,此时,必有一方因契约得不到完全、确实的履行而受有损害。法律虽然基于债权平等及自由竞争的原则而肯认两个(尤其是成立在后的)债权契约有效,并不等于认定出卖人及取得所有权的买受人无需对其行为承担责任,所谓“有损害即有救济”。而如何为受损害的一方提供救济之途,可以说是二重买卖中的大问题。 

   (一)违约责任 

    在前举之例,出卖人转移买卖标的物所有权与后受买人时,对前受买人言,即构成不履行合同义务或无法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或基于违约事实而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而在解除契约后,受害一方能否请求损害赔偿呢?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依此规定似乎只有在已履行的合同被解除后,当事人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在未履行的合同被解除后则否。其立法理由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世界范围内的立法例是不一致的。关于契约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有如下之立法例:第一为选择主义,此以德国为代表(参照德国民法典第三二五条及三二六条)。第二为两立主义。此又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契约解除及因契约消灭损害赔偿两立主义,此为瑞士所采(瑞士债务法第一零九条二项);二为契约解除及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之两立主义,法国、意大利、日本采此立法例(参照法国民法典第一一八四条二项,意大利民法典第一一六五条二项,日本民法典第五四五条三项)。[ 参阅史尚宽著:《债法总论》,第56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玉波著:《民法债编总论》第364页,三民书局1996年版。]惟无论何者,各有所据,且就契约解除后得否同时请求损害赔偿有明确、统一的规定,非如我国合同法就履行与不履行而异其法律效果,或许立法者认为合同未履行,当事人未曾受有任何损失。但这显然不能成立,例如某公司在与它公司订立一货物买卖合同后,为履行该合同即与某运输公司订立运输合同并预付定金,此时该公司并未真正地开始履行合同,但当对方不能交付货物时,其受有损失(运输合同中的定金)甚为明显。无论如何,合同法的此项规定不仅在比较法上罕见其例,其本身也难以自圆其说。未来应对其作出修正。而现在适用时,应承认第九十七条前段存在法律漏洞,应类推适用该条后段的规定。[ 关于法律漏洞与类推适用,参阅黄茂荣著:《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290页以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王泽鉴著:《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第25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因此,本文认为在二重买卖中,无法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前受买人得请求出卖人负违约责任,并得解除契约,但不影响其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 

   (二)侵权责任 

    第一买受人就其所受损害得否向出卖人或第二买受人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就此问题可分为两方面来考虑,就本文开始所举之例中第二种情况而言,此时第一买受人乙已依占有改定而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故出卖人甲再将此标的物依与第二买受人订立的买卖契约而为交付,显然,已构成对乙的所有权的侵害,若丙明知此种情况而受领应构成共同侵权,似无疑问。值得研究的是,上开案例中第一种情形,此时甲或丙是否对乙应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侵害债权得否构成侵权行为”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此涉及债权的性质、侵权行为法的保护对象、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及利益衡量等诸多问题。 

    出卖人不能如约向第一买受人交付标的物的应负违约责任,同时此种行为亦侵害了第一买受人的债权,但不能据此认为出卖人构成侵权责任,因为侵权行为责任与违约责任系属两个不同责任制度,有其不同的构成要件及规范功能,若认为出卖人不履行债务的行为同时亦构成侵权行为,则必将混淆违约与侵权的分际,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故此时,排除出卖人的侵权责任,当然,若出卖人的行为构成加害给付则应负侵权责任,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此讨论的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是就第二买受人而言的。 

    孙森焱先生认为:“此项权益之遭受损害既系承认双重买卖之法制下所致,则出卖人为实现合法之契约内容,将标的物所有权移转后买受人,原则上仍应认为合法。自无构成侵权行为之余地。惟所谓双重买卖,亦应在自由竞争下始能承认其合法,若已逾越自由竞争之范围,有反社会性、反伦理性情事,仍应按其情节认为具有违法性”。曾隆兴先生、王泽鉴先生均认为以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款后段为请求权规范基础最能调和当事人利益及兼顾自由经济体系下之竞争秩序。[ 孙森焱前揭文,第1009页;参见曾隆兴前揭书,第358页;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四),第171页。]上开见解,应值赞同。可以看出台湾地区通说以第一八四条第一项后段:“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作为二重买卖中第二买受人负侵权行为责任的请求权规范基础,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法竞争行为与侵权行为作了合理、妥当的划分,值得赞同。 

    大陆有学者认为二重买卖中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第一,被侵害的买受人的债权须是合法债权。第二,侵害债权的行为人须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之外的人。第三,行为须具有违法性,这表现在违反保护合法合同债权的法律规定,使一方买受人的合法买卖合同的债权受到侵害,不能实现。第四,行为人必须出于侵害债权的故意。第五,行为人的行为须造成一方买受人的损害事实。……这种损害结果与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有因果关系。[ 杨立新著:《民法判解研究与适用》(第四辑),第190、191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上述构成要件基本上可以赞同,但应注意的是,上述第三中,其认为违法性表现在“违反保护合法合同债权的法律规定,使一方买受人的合法合同的债权受到侵害,不能实现”。不甚明了,若仅仅是违反法律规定,使一方买受人债权无法实现,则似乎有些过于宽泛,例如前举之例中,甲与乙、丙分别订立有效的买卖契约,第二买受人丙于契约订立时,纵然知道甲与乙已就同一标的物订立买卖契约,仍受领标的物,即使致使乙的债权不能实现,其行为也并不具有违法性,此乃基于市场经济对竞争行为的肯定。[ 同说参阅史尚宽著:《债法总论》,第143页。]另外,构成要件中尚应包括行为能力,自不待言。 

   (三)诈害债权与撤销权 

    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伤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此款是我国合同法上有关债权人撤销权的一般规定。[ 事实上合同法的此规定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显得过于琐细而不尽合理,致使有一些应属被撤销范围的行为无法纳入到本条款的规范当中。如债务人以自己财产为他人债务设定抵押、质压或为他人债务的保证人,此有害于债权人的利益至巨,但由于该条款所谓的:“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低价转让财产”均无法涵括抵押、质押、保证等行为,因此这种不厌其烦的罗列显然不如以“有害于债权之行为”来概括规定,具体内容留待理论与实物界的发展来充实更为妥适。此条涉及的问题,拟另撰专文,在此不再详论。]于二重买卖中,如果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的行为“损害”第一买受人的权利,则第一买受人亦可主张撤销权。但问题在于在何种情况下,得认为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的行为“损害”了第一买受人? 

    撤销权行使的目的既在保全一般债权,且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即因债务人行为的结果,致债务人资力减弱,而不能满足债权,此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中心要件,若因出卖人的处分行为,致有履行不能或困难的情形,即不问出卖人是否因其行为致陷于无资力,而行使撤销权以保全其债权的直接履行,则有背于法律承认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本旨,违背债权平等原则(此指第一买受人债权与出卖人的其它一般债权平等而言),民法上关于物之交付及登记制度亦将因而遭受破坏,且不啻因而承认前买受人的债权具有类似物权的效力,使债权与物权的区别趋于混淆,对于自由竞争及正常交易危害巨大。[ 参阅刘春堂前揭文,第841页;王泽鉴前揭书,第173页;黄立前揭书,第488页。]故而应对第一买受人的撤销权作必要限制,即于出卖人因处分行为而无资力时,第一买受人方得行使撤销权。 

    大陆地区学者基本上采限制肯定说,[参阅张广兴著:《债法总论》第209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金俭:“试论不动产双重买卖与撤销权之行使”,载《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但杨立新先生似采肯定说,其认为:“在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串通,以侵害第一买受人即买卖合同关系债权人的债权为目的,而为第二买卖关系且予交付或登记行为时,当构成债权人撤销权。[参阅杨立新前揭书,第187页。]……买卖行为是有偿行为,债务人与第二买受人以侵害第一买受人的侵权为目的,即具共同故意。在此情形下,第一买受人可依债权人撤销权予以救济。”此论点似未能把握债权人撤销权这一制度的本旨,而所谓“以侵害第一买受人的债权为目的”、“共同故意”则混淆了撤销权与侵权行为二个制度不同的构成要件与规范功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新修正的民法债编中将第244条第3项修订为:“债务人之行为非以财产为标的,或仅有害于以给付特定物为标的之债权者,不适用前二项之规定。”其修正理由谓:“债务人之全部财产为总债权人之共同担保,债权人应于债权之共同担保减少致害及全体债权人之利益时,方得行使撤销权。易言之,撤销权之规定,系以保障全体债权人之利益为目的,而非确保特定债权而设。爰于第3项增设不得仅为保全特定债权而行使撤销权之规定(日本民法第424条及第425条参考)。” 

    本文认为鉴于物权与债权效力的区分并顾及市场经济下自由竞争的规则,应认为二重买卖中,第一买受人享有撤销权,但其行使须出卖人陷于无资力时,如此方能在保护第一买受人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尊重出卖人的行为自由,使私法自治得到贯彻。有必要在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全面检讨我国有关撤销权的规定,并如台湾地区一样在肯定二重买卖中第一买受人的撤销权的前提下对其作出一定的限制。 

    然而,第一买受人行使撤销权后,其法律效力如何?本文认为第一买受人向法院声请撤销后,出卖人出卖标的物的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均归无效,认为“如果债权人仅撤销债权行为而不主张撤销物权行为的,此时物权行为并非因此即归无效,债务人或债权人可据不当得利请求返还。”[参见金俭前揭文,第44页。]在我国目前的实践当中,几乎不存在发生的可能,而且如此解释也只会徒增法律适用的复杂,并无必要。[ 本文决非主张对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不加区分(参见注3),只是认为以我国目前的一般的法律观念及客观的法律知识水平,当事人似乎不大可能在诉讼中如此请求,法官也应该不大可能作此判决。即使会如此请求和判决,其究竟有何实益也是值得再检讨的。]另外,第一买受人在行使撤销权后,究竟应请求返还其物于己,还是返还于出卖人,再请求出卖人移转所有权于己。郑玉波先生并认为,债权人(第一买受人)虽可请求交付于己,但不得就该物优先受偿,如欲就之受偿,仍须依强制执行程序为之。[ 参见郑玉波前揭书,第329页。]也有学说主张应返还其物于债务人,而不得请求返还于己。[ 参见黄立前揭书,第495页;刘春堂前揭文,第843页。]郑玉波先生的主张固有所据,尤其是符合撤销权系保全一般债权人的共同担保方法,其行使须为总债权人利益的本旨。然而本文认为,在撤销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的行为,使其俱归无效后,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权利)应返还原权利人,以回复原状。只有在原权利人拒绝受领时,第一买受人方可为受领。否则,第一买受人本不对标的物享有任何权利,且与第二买受人也不存在契约关系,由其直接请求交付于己,则“名不正,言不顺”。同时,由其直接受领标的物对其他债权人来说存在不小的风险,因为其虽不能直接受偿,但标的物毕竟掌控在其手中,容易滋生新的纠纷。故而,以仅可请求返还其物于出卖人为宜。

   (四)小结 

    据前论述可知,在二重买卖中,一般情形下,第一买受人均可向出卖人主张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在符合特定要件时,方可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均可主张时,不构成请求权竞合,盖前者是向出卖人主张,而后者是向第二买受人主张,故可同时主张,互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若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的行为因背于公序良俗而无效时,并不妨碍其行为,仍构成侵权行为,第一买受人仍可向第二买受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另外,第一买受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亦与撤销权不排斥,因为通常声请撤销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间的法律行为,是因出卖人陷于无资力,而无法对其赔偿,故其撤销权行使的目的在于使其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够实现。


关闭窗口


Copyright©2010 All right reserved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版权所有   冀ICP备100166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