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添加收藏 / 返回首页
当前位置: 法学思想 -> 审判研讨

“有错必纠”原则考量法官权威

  发布时间:2015-09-21 09:46:16


    假如有人问你,“现阶段的中国是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你将如何回答?作为一名从事审判工作近三十年的法官,我曾经不计其数地直面这个问题却无法科学合理地解答。 

    因为,首先来讲,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党明确提出“以法治国”的执政纲领,至今已过去了将近三十年,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现实是:中国由“人治”到“法治”,已然创造了无限的繁荣,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在国际舞台上已然彰显“东方巨人”的雄姿;其次,从国内情况看,随着法制的逐步健全,两千余部法律、法规,已然波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样的前提下,再说我们不是法治社会,显然与事实不符。但是,自己作为见证了中国从“人治”到“法治”巨大变革的也是真正步入法治时期的第一代法官,又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今社会“法官是一个被嘲笑的职业”的万分尴尬。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你将建设法治社会的决心和口号定在什么高度,都必须首先迈过“法官地位”这道门坎,换言之就是从国际法学界通用的衡量是否法治社会的最低标准——“法官是否具有较高层次的社会地位”来看,我们将无法坚称已然是法治社会,最起码,我们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 

    那么,将法官地位视作评价是否法治社会的最低标准,也即是法官地位问题基于法治社会的重要意义是什么?我想引用一位同姓作者所著的《论法官地位》一文中的一段话说明之,“公众对法官的信任是司法权威得以建立的基础,是法治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法官权威性地位的树立会塑造公众对社会公正的信心,一切权利和权力的冲突都会被纳入能够获得普遍信任的司法体制中,社会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和重大利益冲突所可能导致的动荡均会停留在萌芽状态。法官声望之高低直接关系一个国家法治社会的完备程度。也即对法官的不信任必然会导致公众对法律的疏远和对司法公正的灰心,其唯一的逻辑结果将是整个社会弥漫着法律虚无的氛围,作为平衡社会利益的调节机构——法院,其国家机构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和挑战。社会的无序和混乱会由于纠纷和冲突的大量存积而彰现。法治社会的成就和依法治国的理想极可能由于法官权威的衰落而荡然无存。”[ 秦玉彬著《论法官地位》一文,中国法制史2006年4月发。]可见,将法官是否具有较高地位作为评价“法治”进程的尽度,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内涵。 

    由于受到论点设立和文章篇幅的限制,关于法官地位评价体系,以及其与法治进程评价的结合程度,还有现阶段我国法官地位的评估与评价等,无法展开论述,只能作为分析时的参照和文中论据加以简单介绍。

    一、国际视野中法官地位的比较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公认的现代文明,也是现代“法治”理念的发源地,自然具有较高的“法治”评估值。在那里,法官是一个崇高的职业,受人尊重,为人敬仰,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是公平的化身、正义的主宰,具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也享有非常高的待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地位的梯级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衡量。 

    1、法律地位。 

    西方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在国家根本大法中规定了法官地位的条款,而且非常具体且明了。比如,日本国宪法第78条规定“法官除根据审判判决因其身心故障的原因不能执行职务外,如果不是根据公开弹劾不能罢免其职务,行政机关不能对法官进行惩戒处分”;美国宪法规定,“最高法官与下级法院之法官为终身职,于任职期间应受俸金,该项俸金于任期内不得减少之”。综合考查西方各国宪法中关于法官地位的规定,给人总的印象是,多数国家都倾向于从宪法的高度来保证法官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具有共同的立宪原则,那就是“法官独立审判且只服从法律”。 

    2、政治地位。 

    其实,根本意义上讲,法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通过法院的政治地位来体现的,而法院的政治地位又要通过法官的具体行为来体现。如何彰显法院和法官的政治地位,关键在于如何摆布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当今国际社会无论其国家性质如何,作为国家权力的三个基本类型,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以及三权分立的基本架构都是普遍存在着的,不同的是西方成熟型的法治国家,更谙熟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规则,也更善于协调三种基本权力类型间的关系。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虽然在司法权和其他国家权力的配置上可能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但是,就给法官以至高无上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来看都是一致的。可见,司法权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中是否享有优越地位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官地位的又一标志。 

    3、社会心理地位。 

    法官的社会心理地位,可概括为社会公众对法官地位的心理认知程度,这是验证法官地位的最主要的客观的标准。在西方国家,法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高大的,法官因其职业的神圣和取得的艰难不易以及人们对这一职业的高度崇拜,塑造了在人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人们在谈论法官的时候总是充满敬意,这样的社会心理是法官权威地位成就的最具价值的评价标准,比任何其他的有形的评判都要实实在在。可见,社会普遍心理对于法官的评判与认可是衡量法官地位的又一关键标准。 

    二、我国现阶段法官地位的现状及成因 

    当今的中国国情是,“依法治国”已然上升为执政党的执政纲领,几千年长期习惯了的“人治”社会正在逐步走向“法治”轨道,这是历史性的转折,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法治并未得到真正贯彻,法律的权威也没有真正树立,相反关于法官的话题是越炒越热,以“执行难”为借口的指责也是风声鹤起,在公众眼中,法官们好象成了“法律白条”生产的专业户,社会诚信缺失的污水一股脑地泼到了法官头上。记得在一次院长会上,某法院的院长,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很气愤且无奈地讲过这样一段话:“法院是国家权利机关,是老虎,是要吃人的,可是现在,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你掀翻在地,一群小动物纷纷上前,你一口他一口一通乱咬。”这虽然是一席调侃之言,却反映了一些基本的事实和法官们的无可奈何。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这很不正常,当然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国当前社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中国特色”,同时也证明了目前我们还不是法治社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社会现状的不适应。 

    目前,我国是一个城乡二元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城市虽然少数集中,但却是现代化的中心;农村分散居多,但却与现代化情深缘浅,近年来虽然已经出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变,但法律地位仍未彰显。在乡土世俗的广大农村,并不存在法律生存的土壤;而城市中,人们疲于奔命式的为经济而劳作,但却无法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法律的调节作用可谓微乎其微。 

    其次,政治方面,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之下,立法、司法、行政混为一体,共同为实现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政令而共同努力,立法权被人大、法院、检察院以及部分行政机关分享着;由于行政权的过分膨胀,在权力阶梯上不断下压司法权;使得政治民主进程缓慢,法律意识进一步淡化,导致了“权大于法”的客观现实。 

    还有,文化方面,传统的封建文化在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使得本就文化水平不高的民族,科学观、法律观相对溃乏;而且社会转型过快,在旧的道德观念被打乱的同时,西方现代观念迅速涌入,人们无法马上消化,必然地出现了道德尺度的混乱,我们的法官空有现代法治理念与雄心,而由于生存于这个不被接受的社会而变得举步维艰。 

    2、政治制度的先天不足。 

    现代中国,由于行政权过分强大,司法权过于弱小,某种意义上讲,司法权只是行政权的附庸。在我国,司法权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担负着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维护政局的责任,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地位的上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司法权的第一要务和第一目标,而作为司法权精髓的公平与正义只能退居其次;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被要求协调一致,而因其共同存在于不善分权且长期习惯了中央集权的模式的共产党的一党执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就力度微弱的分权,也便没有了本质意义,而变成了相互制衡。之于这样的政治背景,先天不足的法官,后天营养不良,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地位、公共威信、社会影响力更显得极其微弱。法律没了权威,法官就更没了威信,而普通民众不学法、不知法、不守法,也自然不会用法,在民众心目中,权比法大,法也未必公正,他们宁可寄希望于“包拯”、“海瑞”等这样的“青天大老爷”,也不会通过法律的程序去解决问题。 

    再有,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种种苦难,留在国民心中的阴影太重,使得他们不异一切地不择手段地发展经济,目的在于赶超西方强国,而司法权的任务便很自然地降低为“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正是受到这种了头的心态的左右,人们已无法想到“发展经济的终级目标依然是建设和谐而强大的法治社会”,而这种建设确实无法离开良性的司法权的护佑。于是乎,人民法院便成了行政权的附庸,长期没有独立财政权和人事权,而且要无条件地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公正与正义的理念让位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而当个案的公平公正需求与“稳定大局”相冲突时,必然地要出现法院与法官的尴尬。因而,我们的法官在刑事、经济、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必然地要受到行政干预、地方保护、人情世故等一系列非正常因素的影响,“司法公正”便无从谈起了。 

    3、传统文化影响。 

    几千年超长封建制度下的中国,从来就缺乏“法治”的光荣传统,而有的却是宗法、礼仪和三纲五常等伦理的禁锢。在这种思想压迫下的民众,世代流传下来的是“和为贵、忍为上”,根本没有依法保护自己权益的最基本的法治理念,甚至社会基本层面上的老百姓们追求的最高境界也不过是“家中无病人,朝中无官司”。而受这种民族文化与地位的左右,人们不敬畏法律,更不敬仰法官,甚至认为碰上法官是倒霉,摊上官司是晦气。“文革”期间出现“砸烂公、检、法”的局面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即便是当今社会,受到上述诸多因素的不良影响,加之长期以来,政法队伍良莠不齐,必然会使得法官地位难如人意。 

    了解了国际社会法官权威地位的现状,也知晓了我国法官地位的差距与不足,或多或少也该理解中国法官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困苦。下面我还要接着讲下去的便是当代法官们这种本已十分微弱的权威与地位仍然在经受着各种因素的考量与挑战,而这种挑战来自于社会的各个角度和各个层面。由于大多挑战因素大都源于法官们无法掌控的范畴,本人在此也无暇议论。只是受到一些事件的启发,觉得当前涉法信访案件成数倍激增,且在方方面面因素的压迫之下,法官们依法做出的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的权威性正受到史无前例般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势必最终形成对法官地位的强度冲击。作为一名从事审判工作近三十年的老法官,对此难以理解的同时,昼思夜想,试图从机制上找寻些许因果关系及治理良方。近日更受即将开幕的德国世界杯赛的裁判机制的启发,灵机闪动,感悟到民事诉讼中“有错必纠”原则与此关系重大。提笔疾书之目的,也仅在于使人们明白“然之所以然”,从而尽力建设或完善相应机制。 

    三、“有错必究”PK“有错必纠”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曾经是我国司法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建国几十年来,它对于追求实体公正,提高办案质量,树立人民法院形象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法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错案”的内涵与外延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故而关于“错案必纠”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操作机制等问题,相继彰显出来,甚至已然到了非明确不可的程度。 

    1、何为错案。 

    关于“错案必纠”原则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渊源和历史背景。所以关于错案的概念自然也会因审判方式的变革和法制进程的推进而发生变化。要真正弄清“错案”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首先应弄清“有错必纠”原则的特点。 

   (1)有错必纠原则带有浓重的中华法系的色彩。 

    作为当初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兄弟,新中国初期和早期的宪法和法律受前苏联法律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其中相当多的内容几乎是原文照抄,这本身便自然形成了和前苏联一样的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局面,于是在片面强调实体公正的前提下,执法者中出现了“只要发现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无论何时都应主动予以纠正”的片面的但却非常普遍的共识。这时的错案标准,完全取决于裁判文书与实体法条文的吻合程度,结果是,审判工作朝着两方面发展:一方面实体法越来越完善,法官们对实体法条文到了字斟句酌的程度;另一方面,程序法或缺失或不完善,程序的问题也由于被法官们长期忽视,而变得可有可无。只要判决“正确”、没有“毛病”,至于如何制作出来的都无关紧要。法官们也将无条件地追求实体公正当做了自己的最高追求。 

   (2)有错必纠原则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将四亿五千万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创造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神话。由于在广大人民心中树立了“救世主”的形象,也理所当然地以“救世主”的姿态登上了执政者的政治舞台。为了体现党的人民性,将宗旨定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于是乎我们的政府被称为“人民政府”,我们的军队被称为“人民解放军”,我们的专政机关被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官被称为“人民审判员”。在这种政治意识的引导下,每一个法官都被要求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每个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就要服务好,不能有差错,即便有错也要及时纠正,这便是“有错必纠”原则的起源。而且基于当时的另一个政治理念,那便是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政党,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自己能够纠正自身的毛病和错误,错案也能自己发现并及时纠正。其实当时也曾有过不同的声音,有胆大的文人学者也曾指出过“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治愈自己的疾病”,然而,我们的党坚定地回答“我们能!”客观地讲如果不追究“错案”是否真实以及方法是否得当的话,当时确实做到了。 

   (3)“有错必纠”原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长期以来,我们的法院一直延用“究问式”审判方法,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们的法官不辞辛劳、不畏艰险,亲自调查取证。一段时期还觉得法院“调查权”太过局限,无法适应当时的工作需要,纷纷呼吁要求增加“侦查权”。按理讲自己调查、自己取证,自己界定事件或事实的性质,自己用法律的尺度精确地考量,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指导和约束下,所做出的裁判是不应该有错的,可是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既然发生了错误,那当然要无条件纠正,要不然,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待的。从另一个角度讲,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和能力,向社会公开承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也是非常必要的。 

    从上面表述的“有错必纠”原则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原则因其自身充斥了过多的“法治”内涵以外的东西,而变得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实质上成了“人治”的派生物。因为,是否“错案”需要由人来确定,是否“必纠”需要由人来决定,如何“纠正”也需要人定,“纠正”后的再认识仍然需要由人去考量确定。除了政治口号式的原则意义,根本无法确定科学的客观标准。也正是由于“有错必纠”原则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其随着时间的变迁和政治历史的更替,必然要发生本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明显地会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错案”的概念,二是“必纠”与否的阶段性。 

    关于何为“错案”,上面我们谈论“有错必纠”原则特点时已涉及到了。在传统的以追求实体公正为目标的审判模式下,“裁判认定内容与事实不符,或是适用法律不当”均属于错案。又由于传统意义上的究问式的审判方式,决定了调查取证均由“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一旦造成错案,理论上可以推定完全是审判机关造成的,“自己的错误自己纠正”当然合情合理。同时人民将审判权交给你,你弄错了自然地还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不纠正感情上也是过不去的。 

    然而,那时的人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而且这个事实一再被后来的审判活动所证实,那就是,法官审判活动的滞后性,必然地决定了无法再现已然过去了的法律事件和事实,虽然你可以通过调查取证尽量重演这些事件和事实,但由于证据的自身缺陷和认定上的主观失误,极有可能产生认定的错误或偏差,而基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事实认定上的错误必然导致“错案”。 

    于是,人们不得不把审视的目光,再次转向诉讼程序本身。因此,程序公正问题开始受到人们普遍关注与重视,并很快引发了诉讼程序和审判方式的重大变革。“程序错即为错案”的观点迅速彰显,并很快为大众所接受。至此,“错案”的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错案”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呢?对此学术界认识并不一致,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实体错误说”,这种观点认为,衡量审判质量的标准有二:真实与合法,也就是常说的“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两者出现偏差即为错案。这种观念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很显然,上述观点属于传统“实体正义”论的崇拜者,由于过分强调实体错误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程序错误的实际作用;第二种观点我们称其为“程序错误论”,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认为错案追究制度作为我国现阶段保障审判质量的特有制度,只能建立在“程序错误”的基础上,错案追究应当是对程序错误的追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审判质量。在持该观点的学者们看来,诉讼中以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为内容的实体处理,其正确与否具有相对性;以实体意义上的“错案”观为基础的错案追究制是以牺牲裁判的稳定性、法官的权威性和程序的正当性为代价的;第三种观点我们称之为“主观过错说”。这种观点认为,错案主要是指法官们在审判和执行活动中,因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违反法律规定,进行枉法裁判、执行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因此,在该观点看来,错案应具备三个主要特征:(1)错案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应当有造成错案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即主观上应当有过错;(2)错案的行为人在审判案件时,行为应具有违法性或违纪性;(3)错案造成的后果具有危害性和严重性。对于上述三种观点,笔者认为都有失偏颇,真正认定“错案”与否,应根据《民事诉讼法》、《法官法》、《错案追究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评定。“就我国现行诉讼制度而言,‘错案’须具备以下几项条件:(1)司法人员主观上存在过错,这是构成错案的前提要件,(2)行为具有违法性,这里既包括对事实认定的违法,适用法律的违法,同时也包括诉讼程序的违法。(3)具有一定的危害后果,这种危害后果,既包括对实体裁判的错误,执行的错误,也包括对诉讼程序的破坏。”[ 廖承安著《民事诉讼中“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原则之再思考。人民法院网,2005年3月。]总之,只有同时符合上述三项条件的方构成通常意义上的“错案”。 

    2、“有错必纠”与“有错必究”。 

    “错案”标准界定以后,是否“有错必纠”便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又一关键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究问式”审判模式下产生的“错案”,由于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特殊性,实行“有错必纠”原则,及时纠正“错案”,确实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而随着审判方式改革力度的加大,在新的审判模式下,“错案”产生的原因开始出现多元化,一味地坚持“有错必纠”已明显不合时宜,而且还势必导致诉讼风险不合理承担。 

    比如,有这样一个案件,被告张某与前妻王某离婚后又与李某结婚,并生一女。后其与前妻所生已年满20岁的儿子张小某因读大学无力负担学费而起诉张某要求增加抚养费数额,张某因不好意思与其子对簿公堂而未到庭,于是委托律师吴某到庭应诉。吴某当庭代表张某与张小某达成调解协议,将抚养费由原来的200元增加至1000元。李某拿到调解书后认为无法接受,找来法律规定发现,张小某年满20岁,上大学的费用应当自理而无权向张某主张增加,经和律师交涉,律师吴某称属于自己没弄清法律规定,并表示可以免费代理张某申诉请求再审。这个案件确实“有错”,但由于责任在于代理人,被告完全可以向代理人追偿,法院再纠正这一案件已无实际意义。然而,从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来看,也确实暴露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代理权限不明确;第二,代理人业务不熟导致代理行为出现重大偏差;第三,法官调解中未说明法律规定的真实内容。象这样的案件确实有问题,而且已然产生了比较严重的社会后果。不过问、不处理显然有些说不过去。到底应如何处理呢? 

    笔者认为,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有错必纠”原则,将会寿中正寝,而取而代之的将是“有错必究”原则。 

    “纠”与“究”音同字不同,“纠”取“改正”之意,而“究”却含“究问”、“究办”之意,可概括为通过“问责”决定“取舍”。 

    “有错必究”应包含下面几层意思: 

    1、“有错必纠”。通过对案件综合评查,认定为错案而且非纠不可的坚决予以纠正。 

    2、通过对个案“究问”,从实体、程序及效果等多方面综合评定,科学界定该案是否“错案”,有否“纠正”的必要,坚持该纠则纠,不该纠则不纠的处理原则。 

    3、通过个案“究问”,及早发现审判工作的缺憾与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 

    4、通过个案“究问”,最终综合评定审判质量,为实体和程序法律规范的修改与修定,提供科学依据参考。 

    总之,笔者认为,新的形势下,如果毫无选择地一昧坚持所谓的“有错必纠”原则,已然越来越彰显不合时宜,一意孤行将会使得目前本已非常脆弱的法官地位体制和司法公正架构更显风雨飘摇。 

    四、“有错必纠”原则对司法公正架构的影响 

    前面已然谈到,法官地位是一个社会司法公正的基石,而目前我国社会中这块基石并不牢固,这时候需要的是全社会对这块基石的小心翼翼的倍加呵护,否则的话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使得司法公正的大厦因基石的不稳而轰然倒塌。 

    讲到这里,笔者也可以抖包袱一样的讲一下草拟此文的所谓“灵感”的来源。 

    众所周知,中国足球的现状几乎已到了“国骂”的地步,这些足球大佬们的不肖自不必说了,仅仅是曾经轰轰烈烈的中超联赛显些被几个“黑哨”给吹黄了这件事就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相反再看一看美国的NBA,蓬勃健康的发展背后,裁判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眼下德国世界杯又将燃起火炬,比赛尚未开始已然是一票难求,发达的电视转播网络更是吸引了数以亿计的球迷的眼球,这当然主要取决于比赛的自身魅力。然而,作为球类比赛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便是裁判。和球员以及参与赛事的工作人员们相比,裁判是少数,但其作用却决不容小视。 

    举个简单的例子,每一场比赛,都离不开裁判,他们就是主宰比赛的法官,可是,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有令人遗憾的结局,也都会有裁判的错判。在现代高科技手段布满球场第一个角落的今天,裁判们的错判、误判也很容易被识破,然而,没有任何一场比赛因此被宣布无效甚至“推倒重来”,也没有人提出“有错必纠”。相反的,任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裁判叫板的人,无论你是记者、教练、球迷还是球员,都会面临严厉的制裁。人们无一例外地要吞下这颗苦果,而期待着下一届重新再来。正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树立了裁判们的绝对权威,也给球赛带来了生机与精采。 

    假如我们反过来设想一下,每一届的比赛都将裁判们错判的纠正过来,甚至再来几场推翻重赛,那世界杯还能发展到今年的第18届吗?我想不能。这是由于世界杯这一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坚持了“有错必究”的原则,而非“有错必纠”。因为赛事组织者们在保障裁判们绝对权威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对这些有“错误倾向”的裁判员们的处罚,而且这种处罚坚强有力,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 

    正是受到这一原理的启发,使自己对“有错必纠”原则之于中国法官地位的影响这一命题有了新的理解。 

    其实何为司法公正,多数时候是想起来很抽象,而做起来却很简单。关于审判公正问题通常谈到的有两个例子:第一,乘客李某和赵某同乘一架飞机,飞机降落后正在滑行时,赵某去开行李箱取行李,由于机身晃动,将李某头部碰伤,李提出要赵赔偿1000元,赵某却认为是飞机晃动将李碰伤的,自己没责任不应赔偿,应由航空公司赔偿,出于人道自己可以补偿200元,双方争执不下。这时旁边一乘客刘某出面调停,让赵赔偿李500元。最终赵给了李500元并表示了歉意,双方握手言和。单纯就这件事情来讲,你说到底赔偿1000元公平还是200元公平,要打官司可能还不止1000元,但是最后500元钱将双方矛盾解决了,这就是公平与公正;第二个例子讲的是,一家有兄弟两个,一天弟弟过生日,母亲给买了个蛋糕,结果哥哥和弟弟都想亲自操刀来切蛋糕,做母亲的看出了哥俩的心思,提出一个方案:哥哥和弟弟谁切蛋糕都可以,但条件是切好以后让对方先挑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哥俩开始相互谦让,都要求对方来切,自己行挑。两个例子中,前一个讲的是实体公正的问题,后一个讲的则是程序公正的问题。说明,公正其实是很简单,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之,而且相对稳定的结果尤其至关重要。 

    其实,审判实践中,由于“有错必纠”原则的心理误导所引发的“翻案”风潮,已然严重影响了审判工作的效率,并进而威胁着法官们脆弱的法律地位。 

    前段时间,某省法院为了配合当地党委安排的“执政为民”宣教活动,开展以集中处理涉法信访案件为主要内容的“大接访”活动,并对社会公开承诺:对接访的案件做到件件有审查、件件有结果、件件有落实。而且充分利用媒体宣传造势,结果,涉法信访案件数量猛增,特别是个别“有错必纠”的案例曝光以后,信访人数、次数成倍增加,无理访、越级访、群访事件大量增加,个别“有错已纠”的案件,当事人得寸进尺,提出“再纠”要求。其中一人进京上访、冲击使馆等部门并被拘留六次,仅法院派专人到北京接人就达30余次。事态的发展明显与“有错必纠”的初衷背道而驰,不仅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审判工作,也给法官形象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总之,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应正确而慎重地认识“错案”的认定和处理,并将之与法官地位机制联系看待,以防盲从与冒进。


关闭窗口


Copyright©2010 All right reserved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版权所有   冀ICP备10016685号